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应当遵循包容审慎原则。
但在P2P模式下，交易往往是一对多、多对一乃至多对多，[51]借贷双方对交易对手信息的掌握都相当有限，而平台出于商业考虑也往往不进行充分的信息收集及/或披露。[49]对于这些平台企业所掌握的海量数据，特别是通过消费、支付活动所集聚的个人经济、金融类私密信息，若在提取、管理、使用和交易方面缺乏严格规范，将对用户个人信息保护造成极大威胁。
另一方面，在趋于严厉的监管规则及环境下，传统金融机构的经营有所回缩，客观上需要新型业态来填补业务空白、满足市场需求。[81]《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第23条第2款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向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报备人工智能模型的主要参数以及资产配置的主要逻辑，为投资者单独设立智能管理账户，充分提示人工智能算法的固有缺陷和使用风险，明晰交易流程，强化留痕管理，严格监控智能管理账户的交易头寸、风险限额、交易种类、价格权限等。就此而言，监管科技不仅意味着合规手段的丰富和合规成本的降低，更意味着监管实效的全面提升和监管方式的实质转型。仍以我国第三方支付业务为例。三、金融科技的风险性：审慎监管的着眼点 凡事有利必有弊，金融科技也概莫能外。
这更多地体现了金融科技的金融的一面，或者说金融科技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竞争的一面。[33]例如预装计算机程序的汽车，在债务合约条款未获满足时防止其点火启动。王春备齐房产证、土地证等法定材料，向太和县建设局申请颁发危房改建规划许可证。
这里须注意一般内部行为与特别内部行为的区别。这种审议表明，每一项行政给付，已经获得了人民代表机关的同意，具有了民主正当性。没有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给相对人设置义务性程序。将保障性内部给付排除在法定范围之外，有助于行政主体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及时改善内部人员的生活条件，提高其生活质量。
姜明安、余凌云：《行政法学》，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前引[12]，许宗力文，第15-25页。
对于特别内部行为，现行法仅将学校取消学生学籍的勒令退学和开除两类侵害行为纳入法定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权也被称为‘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最后，法律保留原则以议会民主、法治国家和人权保障原则为根据，[14]行政法定原则则主要以法治和人权保障原则为依据，兼顾民主原则。[41]分别与上引两案相似的还有宁波罗蒙制衣有限公司诉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房屋拆迁延期行政许可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宁行终字第59号行政判决）和陈苏仪诉湖南省涟源市公安局限制会见被告案（湖南省娄底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6年6月15日行政裁定书。
[11]参见《宪法》第89条、第100条、第116条。建设局受理后，要求王春联系四邻签署认可意见。部分法定是《纲要》所体现的思想，即仅影响人民合法权益或增加人民义务的行政决定须有法的依据。[43]不论是资政，还是特邀咨询、顾问，大多无任何法律依据。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另一类是为规范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设定的程序，如提出申请、提供资料、遵循期限、缴纳费用等。
第三，前文提及，有学者在界定相对保留概念时，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中有关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和行政强制的设定制度解释为授权立法，在一定范围内将法律保留之法概念予以泛化，似乎解决了上述问题，但如此解释不妥。但这一分类也只是个大框架。
[16]参见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以下。前引②，翁岳生书，第178页以下。拘泥于法律保留原则，只能反映和处理我国法律、授权性行政法规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却不能反映和处理其他法规范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除个别城市制定了地方政府规章外，大多省市依据的只是党政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比照外部行为，内部行为也可分为侵害性内部行为与给付性内部行为。不过，其他侵害行为并无类似规定。
而且，在我国，行政决定和行政判决均不具有先例的一般约束力，逐步通过先例列清重要性事项也不大可能。法律保留以侵害行为为限便顺理成章。
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18]参见《行政处罚法》第14条，《行政强制法》第10条。
[4]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1-56页。不过，并非所有干预性给付行为都得到类似规定。
从行政行为与人权的关系看，侵害行政必将侵害公民的自由权，但给付行为并不会侵害公民的社会权，侵害公民社会权的反倒是行政不给付。但是，行政任务复杂而多变，要求所有的行政事务都先由法律、法规或规章事先作一般性规定也不现实。法律保留原则要求行政行为必须以法律或者授权性行政法规为前提。自由权与社会权是宪法上两种基本人权。
有《税收征收管理法》，但无《行政补贴法》。[20] 上述情形提出的问题是，除行政处罚、征收、强制等侵害行为之外，其他侵害性行为是否也应纳入行政法定范围，从而使侵害行为法定成为一项普适性原则？ （二）自由权的消极性及其对行政法定的意义 回答上述问题之前，基于侵害行为法定与侵害行为法律保留之间的关联性，有必要对侵害保留说及其宪法上的人权理论依据加以分析。
这些充分说明，我国行政的依据不限于法律。但这两个案件还是有质的不同。
而对学生奖励，《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50条和第51条、《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37条仅对奖励形式等做了简要规定。该法第13条第2项规定：公务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
[49] 面对我国目前行政组织之机构膨胀、因人设机构或设岗、人浮于事、职责不明、争权夺利之乱象以及人民为此所负沉重之负担，即便不能将组织行为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也应当全面纳入行政法定的范围。就重要性的划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了对基本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29]或者重要地影响了人民的自由和平等权[30]的标准。将特殊性内部给付行为纳入法定范围，可使特权者的特权受到法的约束，从而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如果借鉴实体意义上的侵害行为与给付行为的分类方法，对行政相对人而言，可称第一类程序为赋权性程序，称第二类程序为义务性程序。
不管什么类型的行政，只要在最重要的和最不重要的之间多划分几个层次，人大法律保留、可授权的法律保留、行政法规保留、地方性法规保留、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保留的范围就统统敲定。即便不能将所有的侵害行为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也应纳入行政法定范围，不论是对人身自由的侵害，还是对经济自由或精神自由的侵害，都不应有所例外。
与自由权之侵害无关的行政现象，如撤销行政许可、行政奖励、行政救助的决定，虽然也会给相对人造成损害，但属于行政救济范畴，不属于侵害行为。至于特别内部行为，相关法律文件有《监狱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17]转引自江苏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苏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编：《江苏省推进依法行政蓝皮书》（内部资料），第3-4页。行政法定原则的法概念中包括大量行政法规和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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